历史将记住这一天———1999年5月8日。这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投下了5颗罪恶的导弹！
历史将记下这一天———1999年5月8日。这一天，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他的妻子朱颖，以及新华社记者邵云环，被北约炸弹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布鲁塞尔时间5月8日凌晨1点多，我刚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来电话的是本报驻布拉格记者刘文才的夫人周晓勤。她急匆匆地说：“老杨，我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北约炸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我又不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人员伤亡，特别是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许杏虎与他夫人朱颖的安全。许杏虎是我在国际部当主任时来到报社工作的。我们都叫他“虎子”。
放下周晓勤的电话，我马上给虎子打电话。一次没人接，二次没人接，三次还是没人接。我感到不好，立即从国际电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高世军那里要来了国际电台驻贝尔格莱德记者王智敏的手机号码。出乎意料，居然一拨就通。
我刚作了自我介绍，王智敏就激动地说：“疯了，疯了，北约发疯了！”接着，电话里传来一片嘈杂声。我判断王智敏当时正在使馆被炸的现场。我问她虎子的情况，她答非所问：“北约又轰炸了，又轰炸了，你听到爆炸声了吗？”
我还没有回答，听到王智敏在问旁边的人：“你们见到虎子了吗？”很快，王告诉我：“虎子他们还没有出来。”我的心马上沉了下来。此时离使馆被炸已经1个多小时了，虎子还没有走出来，是不是……
我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国际部主任穆方顺，并请他立即转告总编辑王晨。
清晨，驻布鲁塞尔6家中国新闻单位的8名记者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新华社分社的同志知道得更早一些，他们已经给北约新闻处和设在比利时南方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打了电话，但得到的回答居然都是“无可奉告”。我们决定直接到北约总部去。实际上，对我驻南使馆被炸的消息已经不需要核实，我们去北约只想讨一个说法，尽管我们也都知道能言善辩的北约首席发言人谢伊一定会用“表示遗憾”一类的陈词滥调来敷衍我们。
9点多我到北约总部时，新华社分社的张征东已经在那里了。老张说，他问了好几个新闻处的人，他们都说无权回答任何问题，要等谢伊。
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后，每天下午3点半有一次正式新闻发布会，由谢伊主持，有时秘书长索拉纳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也到场。后来，每天上午10点半又增加了一次背景介绍会，一般十来分钟，不准摄像，也没有同声传译。
记者们对这种例行的发布会并没有多少兴趣，翻来覆去就是老一套，但它毕竟是一个新闻来源，所以每天参加的人还是不少。
离10点半还早，谢伊不露面，找别人又没用。我们几个人就坐在那里议论了起来。
“我看这是北约蓄意制造的阴谋，是故意向中国挑衅。”
“谢伊决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就看他怎么解释了。”
“5颗炸弹从几个不同方向攻击同一个目标，用误炸是解释不通的。”
“北约既然口口声声说打击的目标是精心选择的，轰炸的精确度是很高的，这一次总不能再说是什么误炸吧？”
“北约的行为本身就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北约相信的就是武力，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
一个德国电视台的记者摄下了我们之间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讨论的场面。他当然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但他看得出我们都很激动。
10点左右，中央电视台记者王晓琨的夫人陶霞来电话说，王晓琨从贝尔格莱德来电话，“已经最后确认，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与他的妻子已经遇难”。
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出现在我眼前的是虎子憨憨的模样和小朱甜甜的笑容。他们好像在说：“老杨，我们走了。”
“虎子，小朱，你们不能走！你们还这么年轻。光明日报需要你们，光明日报的广大读者需要你们，你们的父母更需要你们！”我的心在呼喊，在发颤。
与此同时，我有一种强烈的自责：“当初我对虎子是不是太残酷了。他正和小朱热恋，我却坚持让他值夜班。我对小朱是不是太严厉了，我曾瞪着眼睛教训过她，吓得她好几天见我就躲。”
虎子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本报国际部当编辑。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又高又瘦，像根电线杆，戴一副深度近视镜，眼睛还眯着，话不多，总是笑咪咪的。当时，我正为夜班编辑人手不够发愁，就对虎子说：“你先上一段夜班吧。”他没有任何犹豫，只说了一个字：“行”。于是虎子就当了夜班编辑。夜班编辑责任重大，工作很辛苦。有人开玩笑说，夜班编辑“晚上是人，白天是鬼”。对虎子来说，上夜班更是辛苦。他住的离报社很远，挤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开始时，因为报社没有床位，上完夜班他还得赶回去睡觉。每天的早饭当然就免了，中午饭后不久又得往报社赶。但虎子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就是在同小朱谈恋爱时，他也没有向我提出过要上白班的要求。这就是虎子的为人：心里想的总是工作。
虎子很聪明，又认真。上夜班没多久，不仅熟悉了版面工作，而且在新闻的选择、标题的制作以及情况和文字把关方面都进步很快，具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当时主管夜班工作的副主任李南很赏识虎子，说虎子值班让人放心。不久，虎子被任命为本报国际新闻版的副主编。
虎子是学塞尔维亚语的。上了2年夜班后，报社给了他一个去南斯拉夫进修的机会。虎子学习回来，国际部因人员变动，夜班编辑的人手又变得紧张了起来。我又想到了虎子。这时，他正和小朱谈恋爱。我同他商量，他还是二话没说，又愉快地上起了夜班。当时，国际部就有人对我说：“老杨，你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小朱上白班，虎子上夜班，哪来时间谈恋爱？现在像虎子这样听话的还真是不多。”其实，虎子何尝不想能多一点机会同小朱接触，但他认为这毕竟是私事，而上班则是公事。小朱也完全这么理解的，从来没有表露过任何不满情绪。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想，我当初确实对他们关心太少了。
据我所知，凡是接触过虎子的人，都说他是个好小伙子，既聪明又忠厚，既认真又勤快，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也正因为这样，周围不乏追求者的小朱偏偏看中了他。
我初次见到朱颖大概是1993年。她家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一起坐班车去上班。乘班车的有报社各个部门的人，一路上大家交换各部门的一些信息，也喜欢对各种问题发表点意见，有时还拿年轻人开开玩笑。小朱总是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这些“老家伙”调侃，从来不插嘴，就是拿她开个玩笑，她也只是甜甜地一笑。有一次，她突然讲起一件我们国际部的什么事。我眼睛一瞪：“小朱，国际部的事，不许你胡说八道。”她吓得马上一声不吭，此后好几天见了我就躲。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后来，有人问我：“老杨，你知道吗，你们国际部将要有一个漂亮的媳妇了，虎子和朱颖谈上了。是不是你做的大媒？”实际上，我只是从那时起才知道这件事。在国际部工作时，我有一个原则，8小时之外的事，一概不管。所以，对虎子和小朱恋爱的事也只是在由秘密转为公开后才听说的。当时，有人议论说：“虎子出身农民家庭，而且貌不惊人。小朱那么漂亮，家庭条件也很不错，怎么会看上他呢？”这正是小朱看似幼稚，其实老成的表现。她了解虎子，她看中的是虎子的人品。事实证明，小朱没有看错。
虎子和小朱结婚的消息是我在布鲁塞尔知道的。他们结婚不久，就双双到贝尔格莱德赴任去了。虎子的前任宋文富是一个很出色的记者，对波黑问题的报道量大质高。接替一位工作出色的前任是一件困难的事，我替虎子感到担心。事实很快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去年7月虎子赴任后，本报对南斯拉夫问题的报道比其他报纸毫不逊色，特别是科索沃危机发生后，虎子的报道一直有声有色。对科索沃战争，虎子不仅没有漏发任何重要消息，而且还写了许多颇有深度的新闻分析和评论。他的《战地日记》在对科索沃战争的众多报道中更是独树一帜，获得读者普遍好评。作为驻布鲁塞尔记者，对由北约挑起的这场战争，有些报道应该是由我来写的，但虎子却替我写了。我几次想打电话感谢他，但没有一次打通过。我真后悔，为什么不向国际部早一点要来他的手机号码，同他通通话，听听他的声音，给他一点鼓励。
我也非常钦佩小朱。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但在北约的狂轰滥炸中毫无惧色，全身心地配合虎子的工作。小朱真是好样的。
有谁能够想到虎子和小朱居然会死于北约的导弹之下，有谁会接受结婚时间还不长的虎子和小朱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北约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生存权？我要向北约讨个说法。
在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后，谢伊终于在11点20分露面了。他简单地宣布了中国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同时说北约大使正在开会讨论。但根据惯例，他还是得回答几个问题。8个中国记者一起举手，谢伊就是假装没有看见。谢伊在回答了西方记者的几个问题后就走出了新闻大厅，新华社老张追了上去，谢伊边走边说了句下午再说。显然，他还没有准备好回答的口径。
下午，我们又都早早来到了北约总部。3点半，秘书长索拉纳在谢伊陪同下来到了新闻大厅。
索拉纳承认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同时又说了一通“表示遗憾”之类的话。他的讲话一结束，在场的8名中国记者同时举手要求提问，但谢伊就是不点中国记者。我们反复举手，谢伊终于给了我一个提问机会。
我说：“秘书长先生，我是中国光明日报记者。我想告诉你，我的同事和他的夫人在北约的袭击中已经遇难了。我想知道应该给他们的家属一个什么样的说法？”我的声音很大，全场一片寂静，记者们的目光和电视摄像机都对准了我。
索拉纳说：“我向他们的家属和中国政府表示哀悼。”
我又问：“你是不是认为对一个主权国家大使馆的攻击是一种战争行为？”
索拉纳说：“我说过这是一个我们并不想犯的错误，因为北约瞄准的只是军事目标。”
对这样的回答，不要说中国记者，就是西方记者都认为这完全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托词。
此后，尽管中国记者一再要求提问，谢伊就是不给我们说话的机会。但西方记者也都揪住中国使馆被炸一事不放。
“这到底是飞行员的错误还是目标选择的错误？”
“北约的地图上难道没有标明中国使馆的位置吗？”
“轰炸中国使馆用的是什么武器？到底投了几枚炸弹？”
北约军事发言人耶兹居然说，他怎么知道中国使馆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总共投了几个炸弹，但至少不是一枚。全场记者对这种荒唐的回答报以一阵耻笑。
记者招待会匆匆结束了。我们几个成了西方记者采访的对象。一个只会说英语的女记者通过翻译问我：
“你认识遇难者吗？他们有多大？”
“不仅认识，而且很熟。他们才30岁上下。”
“他们有孩子吗？”
“他们结婚刚刚一年，还没有来得及要个孩子。”
“你同意索拉纳的解释吗？”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罪行。”
“中国从此之后是不是会抵制科索沃解决的方案？”
“中国对科索沃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反对军事干预，主张政治解决。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会采取负责任的立场。”
“中国是否同意向科索沃派驻国际部队？”
“这首先要看南斯拉夫是否同意。”
“你这是外交语言。”
“南斯拉夫是一个主权国家，你认为不需要它同意是符合国际法的吗？”
“中国政府会采取报复措施吗？可能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
“中国政府声明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至于什么措施，这是政府考虑的问题。”
……
记者采访记者完全是无拘无束的。这些西方记者在采访我们的同时，都对本报驻南斯拉夫记者不幸遇难表示哀悼。
一位法国记者对我说，“轰炸中国大使馆是北约随心所欲的表现，虽然我没有证据说明这是北约蓄意制造的阴谋，但我也不能接受选错目标的解释”。
一位意大利记者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北约根本就不知道它炸的是什么目标，一个就是故意向中国挑衅。无论是哪种可能，都是极其危险的”。
从北约总部回来，在门口刚好碰到住在我楼上的一位老太太。她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轰炸。现在居然炸到了中国使馆头上。你的同事遇难了，我一样感到悲痛。”
电话铃不断在响。《解放日报》和《环球时报》要电话采访，本报驻欧洲的其他记者向我询问有关情况。我没有更多心思。我满脑子是虎子和小朱。
1999年5月8日，这是黑暗的一天！
